一

　　1929年11月，远在苏联列宁格勒的曹靖华收到未名社老友李霁野的一封信。内中附有鲁迅先生托转的函，是请曹靖华翻译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奇著名作品《铁流》的约稿信。

　　1929年时，左翼文学尚未遭到多少压迫，一些书店为表示自己进步，都愿印点苏联的作品。当时，一家历来专印碑帖书画的神州国光社，也希望出一套苏联文艺丛书。于是约请鲁迅先生主持选十种较流行的作品，以“现代文艺丛书”名义出版。鲁迅先生选的十种作品中，就有《铁流》。译者，他请了精通俄文的曹靖华。

　　《铁流》是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奇的代表作。它描写国内战争初期，库班流域红军主力被迫撤退之后，当地反革命白党军队对同情布尔什维克和红军的劳动人民开始了大屠杀。这将遭屠杀的百姓，包括女人孩子，穿着破烂的衣服，光着脚，带着大半几乎没有子弹的枪支，在血的教训中，在难以想象的艰苦中，粉碎了敌人铁的重围，打下了全副武装的城池；甚至母亲举起孩子，跛子举起拐杖，老头子、老太婆……都抓起马料、斧头、扫帚，击退了哥萨克骑兵的夜袭……这群无组织的普通百姓，在血火交织的跋涉中，觉醒、凝聚，终于如一股“铁流”，冲破敌人封锁，与主力红军会师。在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正高涨时，鲁迅先生选择这样一部作品，鼓舞人民士气的用意是十分显明的。

　　接到鲁迅先生约稿时，正值苏联隆冬季节，冰雪世界却缺乏必需的燃料。为了不致让鲁迅先生的殷切期待付诸东流，曹靖华在工作之余额外加工去赶译这部著作。就在曹靖华翻译《铁流》的过程中，国内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对左翼作家的压迫，是越来越厉害。事先约好出版“文丛”的神州国光社也将旧约作废，除已交去的几种，其他六种不用再进行下去。深谙中国现实的鲁迅先生只好去告诉其他译者停止工作：“这并不是中国书店的胆子特别小，实在是中国官府的压迫特别凶……”（鲁迅《〈铁流〉编校后记》）。但大约因曹靖华相隔万里，便没有通知他。鲁迅先生还格外致函曹靖华：“此时对文字压迫甚烈，至于不能登载我之作品，绍介亦很为难……但兄之《铁流》，不知已译好否？此书仍必当设法印出。”

　　在鲁迅先生支持下，曹靖华在1931年“五一节”时完成了译稿。译毕后，誊写也成了问题。当时苏联几乎是“孤岛”，邮路十分不畅。为防止邮寄“遗失”，曹靖华不得不采取复写方法，每次套两层复写。每次投邮，均寄双份，这样总有一封可以寄到。万一两份都丢失，可以据最后一份重新复写。当年苏联主要精力在重工业，轻工业因陋就简，生产的复写纸及衬纸，又粗又厚，一笔下去，要力透五纸，实不容易。曹靖华后来写文章说：“每字每划，都得全神贯注，略一疏忽，麻烦无穷。十四五万字的稿件，复写下来，手指都出了老茧。”（《风雪万里栽铁花》）

　　二

　　全书誊毕，辗转寄到鲁迅先生手中时，已是1931年6月中旬。约定的出版社虽已毁约，但鲁迅先生毅然要让这部著作问世。他假托了一个“三闲书屋”的名义，自己拿钱来印《铁流》。当年10月，书印成了。一出世，便立遭严禁。鲁迅先生有办法，他通过自己熟悉的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由柜台下面，将一千册书一点一滴“渗”到了读者中间。这个假托的“三闲书屋”，鲁迅还以它的名义，印了自己翻译的苏联名著《毁灭》和另一本《士敏土之图》。对付压迫的经验，鲁迅先生还是很丰富的。

　　稍后不久，北平投机书商翻版成“疯”。《铁流》也遭盗印。但“坏字错字，弄得一塌糊涂”。可就连这样的翻版书，也遭到当局没收。

　　1933年，上海一书店从鲁迅先生那里要去《铁流》纸型，印了一版，可书一出又遭严禁……

　　此外，苏联远东国家出版局（在伯力），也根据曹靖华译稿副本，于1932年印了一版，但那主要是供给苏联境内中文读者的。因邮路不畅，这版本流传到中国的，仅只有几册而已……

　　1932年12月，曹靖华又特别到莫斯科郊外一个名叫赤松林的休养站，拜访《铁流》的著者绥拉菲摩维奇。这位被列宁推崇的作家在松林中间一座精致的两层别墅里休养写作。因有人事先通报，绥拉菲摩维奇十分高兴地迎接曹靖华。他一见如故，恳切自然，见面便不停询问中国“左联”、苏区、工农红军……曹靖华匆匆回答问题后，从书包里拿出两册鲁迅先生由上海寄来的《铁流》译本，送给作者。绥拉菲摩维奇把书接过，前后翻阅，再三细看装潢、纸张、插图等。高兴地又握住曹靖华的手：“多谢得很！这样精美的版本，是《铁流》出世后我第一次看见！它还能在中国出版吗？没有被禁止吗？”曹靖华回答：“出版是经过重重困难的，没有书店敢出版，这是鲁迅先生亲手编校，自己拿钱印的。”

　　绥拉菲摩维奇十分感激：“请让我也送你两部书吧！”从桌上把他新出的全集中的三卷小说《一九〇五年》、《旧俄罗斯》和《在炮烟里》等取出，在每卷扉页留下题签：

　　《铁流》中文译者曹同志存念

　　绥拉菲摩维奇于休养林中

　　1932年12月1日

　　他又留下曹靖华吃早餐，吃晚饭后又谈了自己近日的写作计划，以及对当时苏联文坛上单调、公式化作品的看法……最后与曹靖华一块乘车回到莫斯科，用他叫的汽车将曹靖华送到住所，才告别分手。

　　鲁迅先生在编校《铁流》时，从苏联《版画》期刊里，知道苏联木刻家毕斯克列夫有四幅《铁流》插图，想印在译本里，他便请曹靖华查访版画的原版手拓。曹靖华费尽心机，铁鞋踏破，也没打听到木刻家。访问了《铁流》作者后，他想，绥拉菲摩维奇也许知道，于是写信打听。果真，绥拉菲摩维奇寄来了木刻家的地址。曹靖华便怀着探宝的心情，从列宁格勒专程到莫斯科去寻访。

　　由于有绥拉菲摩维奇的关照，曹靖华在毕斯克列夫住处不仅见到了四幅《铁流》插图，还见到了作者的其他大量画作。画上都标有很高的价格，但他却对曹靖华说：“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是苏联人民的可靠朋友。你们的目的、用意、我全明白，那比任何金钱都珍贵。你看什么好，选出来，送你们就得了……什么都不用付。这些画通过你们的努力，传布到中国读者中间，就是给我的***报酬……如果可能的话，送我一点中国宣纸，那比什么都珍贵。”

　　曹靖华便写信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陆续寄去几包宣纸。用这些宣纸，曹靖华向多位版画家换回许多珍品。经鲁迅先生努力，其中许多被收进了《引玉集》中出版。“引玉”者，“抛宣纸之砖，引木刻之玉”也。

　　三

　　《铁流》出版以后，与鲁迅先生所译《毁灭》一起，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特别在当时全国人民争取生存和自由的斗争中，《铁流》有着极大的文学和政治意义。它以一种不屈服的精神，激励着千千万万中国人民。译者曹靖华曾记下这么件事：“曾记得一九三三年秋，一位从海参崴到天津的不相识的同船人，在船要开进大沽口的时候，将所带的唯一的一本书——苏联版的中文本《铁流》拿在手中，靠着栏杆，翻了几番，无言的、决然地，把它摔到海里了。”

　　但是，压制越凶，更多的人越加想得到它，阅读它。曹靖华手中仅有的一本三闲书屋版的《铁流》，在“一二·九”时，被中国大学一位同学借去，无声地周流了中国大学后，又流到了东北大学、燕京大学，流入到清华大学……

　　抗战末期，曹靖华见到了从延安到重庆的林祖涵同志。在一个小规模的文艺聚会上，林将曹靖华拉到屋角，满怀激动地告诉他说：“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不知翻了多少版，印了多少本。参加长征的干部，很少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它成了激励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了……”

　　当年从前线归来的同志们，每逢提到《铁流》之类的作品，常说：有时队伍遭到敌人包围，战士们随身携带的一切东西，全都抛弃，唯有这类书和枪，或则冲出重围，把它带走，或者同自己的生命一同毁灭……

　　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说：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们，把自己的英雄行为，当着中国的“铁流”……

　　因为《铁流》的翻译出版，曹靖华与其作者绥拉菲摩维奇也结下了友谊。1933年夏季，曹靖华预备回国时，前去与绥拉菲摩维奇告别。深情的绥拉菲摩维奇与曹靖华紧紧拥抱，他满怀信心地对曹靖华说：“中国革命总有胜利的一天，我们重逢有期！”

　　抗日战争中的1943年1月，绥拉菲摩维奇在接到曹靖华来信后，回函向这位中国友人谈及自己当时的情况：“这段时间我工作状况不好，经常生病……”，还希望彼此不要失去联系。1945年，《铁流》中译第二版修订本印出，曹靖华于8月11日寄了两册给绥拉菲摩维奇，并附函告知有关情况：“我曾向您提及《铁流》屡遭查禁。但两周前我们出版了二版修订本……遗憾的是扣留了：一、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序；二、涅拉陀夫写的序言（《十月革命的艺术家》）；三、鲁迅的《编校后记》；四、《访绥拉菲摩维奇》一文（我写的与您谈话的回忆）。”

　　收到曹靖华寄的书及信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之际。绥拉菲摩维奇在回信中诚挚地说：“收到您的信，非常高兴。从那在空间上如此遥远，与我的心灵又如此贴近的中国来的任何消息，都会使我深受感动。这几天传来消息，嗜血成性的日寇的脊梁骨被打断了，使我特别感到愉快的是伟大的中国劳动人民终于有可能重新投入有史以来他所献身的和平的创造性的劳动……”

　　1946年1月16日，绥拉菲摩维奇还给曹靖华回过一封短信，希望自己的新书写出后寄往中国。作者大约也想让中国人民感受到当时苏联的情形吧。但是，因为身体欠佳，绥拉菲摩维奇于1949年元月19日逝世。这是正值曹靖华出国访问之际，虽然他将路过莫斯科，但他再也见不到这位给中国人民以巨大精神支持的友人了。曹靖华满怀悲痛，向绥拉菲摩维奇的家人发出一份唁电：

　　“……他的死，不但是苏联人民的重大损失，而且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将要取得全面胜利时，中国劳动人民的重大损失。他的名作《铁流》，十八年来，教育了并且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劳动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事业，进行英勇伟大的斗争。现谨代表千千万万的中国《铁流》读者——为自己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战士，向您表示诚挚的哀悼与慰问。”

　　由于《铁流》在中国所发生的广泛影响，这份唁电还发表在《人民日报》1949年3月1日的北平版上，中国人民以这种方式，表达对绥拉菲摩维奇的特别敬重。

　　曹靖华以一部《铁流》，成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之一。这部被鲁迅先生称为“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的著作，也为中国抗日战争，为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真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殷切期望的，是“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曹靖华与《铁流》作者的交往，也同样可以看出，国籍和语言的相异，并不能阻隔人们精神的相互支援和交融。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经过了曹靖华的翻译，对中国的革命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于作者和译者，这恐怕是再好没有的报偿了；这段交流，就在我们今天谈起，也会感到特别的亲切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