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见过齐白石，我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们都见过。我生来看的第一个美术展览是“齐白石画展”，这是我与齐白石仅有的一点点联系。

　　我不记得儿时去过几次中国美术馆看展览，但我可以肯定的至少有一次，就是小学组织的参观“齐白石画展”。对一个成天梦想着将来能成为“专门画画的人”的我，从西郊到市中心的美术馆看展览，那真是件郑重无比的事情。美术馆是好看的，翠竹、金瓦相映照，是只有艺术才可以停留的地方。那时还不知道有“艺术殿堂”这四个字。

　　中国的立轴画一幅幅安静的垂挂下来，世间竟然有这么好看的东西。水和墨与宣纸接触后所出现的是奇迹，每一笔都是***的。由画家之手让水墨与宣纸相遇的时刻，水在棉质纤维间游走，墨记录这游走的痕迹，在水被空气带走前的瞬间内，物质的性格在缝隙之间的“协调”或“斗争”之痕被“定格”。这是下笔的经验、预感力与“自然”互为的结果，它在可控与不可控之间。这奇“迹”会感动每一个求天人合一、尚习性温和的中国人：美感由生，我们民族的自然观决定了中国画种的特性。齐白石是戏墨的专家，是调控水与棉物矛盾的高手。在画家之手与自然这两部分的分配上，他总是给自然让出更多的空间。他用笔用色及其吝啬；笔与笔的叠加少，碎笔少，用色变化少。他很懂得等待自然天趣部分的出现，人为触碰纸面的简约与收敛烘托出自然质地的美感。同样是宣纸，他的画却能调动出更多棉质的美感。

　　对水墨画这些歪门左道的感想，是现在的我才有的。但在当时，齐白石的画所传递的这种人间绝美，是谁都可以直接感受到的。对一个从未见过真迹的孩子，那真像是在体内植入了一种成分，是伴随终身的。

　　多年后，一度被“宣传、创作”带入艺术领域的我，被素描造型埋住的我；又一次对齐白石产生兴趣，是在翻看画册时被他的“蔬果册”里的那幅“白菜辣椒图”上，两只红的不能再红的尖椒调动起来的。什么人能把这辣椒看的这么红，只有那种对生活热爱至深、天真、善意的眼睛才能看到的。我好像看到了白石老人艺术的秘密：他为什么可以是在艺术史上少见的，越老画的越好的人？因为，他越到晚年对生活越依恋，他舍不得离开，对任何一件身边之物都是那么惜爱。万物皆有灵，他与它们莫逆相交了一辈子。他们之间是平等的，一切都是那么值得尊重，那么美好。他晚年的画，既有像是第一次看到红色辣椒的感觉，又有像是最后再看一眼的不舍之情。爱之热烈是恨不得能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带走的。这是超越笔墨技法的，是笔墨等于零还是不等于零范畴之外的。

　　在这之后，白石老人的艺术再一次给我的惊奇和吸引，是在北京画院美术馆看到他那些未完成的工笔草虫页子。这些大约是1925年前后画的，那时他六十多岁。据传，老人是担心自己年事高后再也画不了这些他喜爱的小生命，趁眼力、精神尚好时，先把这部分画好放在那里，将来再添加上花草大写意。

　　这批画使我强烈感受到他对这些小生灵的喜爱，以致到达近乎“仪式化”的程度。让我想到欧洲生物标本绘制家的作品——用最精细的毫厘，用人所能及的程度将对象描绘，才对得起自然造物之精彩绝伦。在这些寸尺大小的纸页上，仅有的一两只小虫，给人从未有过的一种生命的尊严之感。

　　我们从他五十八岁时的一篇《画蟋蟀记》小文中，可见其对自然造物关注的程度：

　　“余尝见儿辈养虫，小者为蟋蟀，各有赋性。有善斗者，而无人使，终不见其能。有未斗之先，张牙鼓翅，交口不敢再来者；有一味只能鸣者；有或缘其雌一怒而斗者；有斗后触髭须即舍命而跳逃者。大者乃蟋蟀之类，非蟋蟀种族，既不善鸣，又不能斗，头面可憎。有生于庖厨之下者，终身饱食，不出庖厨之斗。此大略也。若尽述，非丈二之纸不能毕。”

　　齐白石应该从未受过西学的训练，但如果把这段文字与一张蟋蟀画稿并置，则全然是生物学、动物类、昆虫科教科书中的一页。科学家的工作与工匠的技能有时是有重叠的部分。

　　这种行为让我好奇的是：齐白石以“兼工带写”著称，当费时耗神的工笔草虫画好了，大写意的花枝部分是可以信手挥就的。他为什么不一气画完，而要存到若干年后再去完成呢？在全世界也没有见过有哪个画家来这一手的，莫非是出于商业的考虑？“九十三岁白石老人”、“九十四岁白石老人”与“九十五岁白石老人”价值是不同的？在他六十六岁时写给友人的信中说：“白石倘九十不死，目瞎指硬，不能作画，生计死矣！”他担心艺术的生命和生命本身。我在替他想：当补齐大写意后又该怎么落款呢？不得而知。

　　还有一种可能是：他要在力所能及之年把这一绝技发挥和用尽。确实，人在某个阶段，不把这阶段该做的事做透彻，将来是要后悔的。另外，手艺人总有对“工艺”不能丟舍的习惯。满足于一点一点地把自己可控之下的一件事情做到最好。事情重要与否的考量已不重要，这嗜好本身就是目的。能看出，他画这类画时是上瘾和兴奋的。在一幅年代不详的工笔小虾的提款为：“此小虾乃予老眼写生，當不卖钱。”，他真实的动机是什么呢，真是“奇”白石。

　　也许，我们对他的许多不解，是由于我们不懂得“工匠之思”，我们没有走街串巷靠斧斤生活的体验和视角。我们有文化史的知识和批评的训练，但我们没有与他平行的“民间智慧”。也许我们虽然从美术学院毕业，但仍不懂得自己手里做的“活”与社会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是什么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以艺术为生的人，用什么与社会交换或者说了解社会对我们的需要是什么。

　　总之，工匠之思与民间智慧让齐白石的研究者总有搞不懂的部分。他像是生来就具有解决“雅俗”这对让文化人永远头疼的；艺术与商业这类不好直面的；能品与逸品这些艺术圈永恒的等级问题的能力，以及把传统手法与当下生活拉近的能力。

　　画画在白石老人是日常的事，是每日的劳作。有点“一日不做不得食”的意思。“为大众”与“为市场”在他老人家眼里是一件事。从做木工到做画家，就像从“粗木作”到“细木作”的改变，都是手艺、都是营生。

　　从老舍夫人胡絜青的描述中得以了解：“他解放后仍是自订润格都不高：每尺收四元，后来还是琉璃厂南纸铺为他抱不平，催他增到一尺画收六元，有工笔虫草或加用洋红的加一倍。都是严格按照成本和付出的劳动来收费的。” 可以看出在他心里对自己工作性质的界定：他一定很不习惯艺术家的那种特殊与清高，而始终是谦卑本分的。这使他从未离开过“艺”和“术”的本质。艺术就是艺术，没有那么玄奥，是简单快乐的事情。

　　与上述有关的另一方面，是齐白石艺术的“波普”性。波普艺术是西方现代艺术的词汇，于上世纪中出现于英国，随后鼎盛于美国。把齐白石的艺术与“波普”相提并论会有些别扭，但即使将普遍认为的齐白石艺术中“人民性”、“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等概念全用上，还是不足以说明其艺术与社会之关系的特别之处。

　　齐白石的作品可以说是世界上被复制量***的艺术家之一。在60、70年代白石的虾、小鸡、牡丹这类绘画，通过一种特别的生产工艺，被大量复制在暖水瓶、茶杯、脸盆、床单、沙发靠垫这些几乎所有人都需要的日常用品上。70年代我在太行山画画时，曾顺道去河北一家印染厂参观过。一个花布设计人员（确切说应该是“设计工人”），一天要拿出几种图样。他们把齐白石的花果形象做成方便的镂空版型，配印在花布的图案中。齐白石的造型成为典型的“花样元素”，就像早年齐白石描摹的那些麒麟送子，状元及第等图样，用于木工雕花中一样。

　　在西方有一个词叫：“commodification”(商品化)，即是一种将经典艺术市场化，产品化的工作或生意。如美国涂鸦艺术家凯斯－哈琳的作品形象，由以他命名的公司代理复制在各种产品上，而我们齐白石的艺术是被全中国的日用品生产领域“commodificatied”的。

　　齐白石的意义和价值被中国版的这种“商业化”做了***化的发挥。在中国“社会运动”、“集体意志”的那些年代里，在中国人民大干快上的建设中，在群情激昂的批斗会后，当我们需要洗把脸时，生动的虾群仍然在水中游动；在动乱的大背景下，工宣队代表送给新郎新娘的暖瓶上，仍然是齐白石的牡丹花、和平鸽。白石老人通过他眼睛的选取和用他的艺术为蹉跎年代的中国人保留着一份美好的，纯真的，情趣的生活。在中国人内心情感中，到什么时候它们都是不可缺失的。

　　最近收到湖南美术出版社的《齐白石全集》，爱不释手。从资料中得知，我儿时看过的第一个美术展览，是196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齐白石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际，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盛大的纪念展览会，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

　　此文结尾，我还是要引用白石老人以下这段已经被研究者反复引用过的话：

　　“正因为爱我的家乡，爱我的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土地，爱大地上的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花费了我的毕生精力，把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情画在画里，写在诗里。直到近几年，我才体会到，原来我所追求的就是和平。”

　　多么朴实又崇高的世界观，这是中国人生活的态度和方法——对人类的善意，对自然的尊重，对所有生命的爱。面对世界今天的局面以至未来，这段出自一位中国老人的话，将会被更多的人不断地引用。

　　二零一零年十月